三中全会总体方案已初定 吴敬琏痛批没有思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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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全世界都充满期待，也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到了决策层面前。
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周年庆典上表示，行政干预的广泛存在和国有经济对“制高点”的控制已经愈发尖锐，变成了造成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宏观经济政策陷于两难困境，经济社会矛盾激化和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的现实推手。“在我看来，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如果不能够全面地推进改革，就会发生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么一个关节点上。”
这一切都与20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有关。
1993年11月，改革开放大战役正式开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进行全面经济改革的行动纲领“50条”，随后陆续开始了财税、金融、外汇管理、国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并在其中一些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为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但中国从苏联式的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并没有完成。直到本世纪初，旧体制的遗产还严重存在，一个是各级政府对社会的微观管控和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另外一个是国有经济对‘制高点’控制的加强。这个状况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从主要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增长模式到主要靠效率提高支撑的集约增长模式的转型举步维艰，二是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了寻租活动的广泛制度基础，使得腐败蔓延，难以遏制。”吴敬琏说。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利用物资分配权力致富的“官倒”是千夫所指的社会丑恶现象，在吴敬琏看来，当前的腐败变得愈来愈猖獗，与“官倒”相比显得更加无所顾忌。
对于这些问题，新一届决策层已经有了深刻认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7月23的武汉座谈会上就提出了六个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揭示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方向。
这六个重大问题分别是：一，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财税体系，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微观基础的活力；三，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四，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五，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六，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完善党内制度体系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总书记的谈话里其实有许多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重大的课题不胜枚举。比如第一个问题，就涉及到如何构筑市场体系的产权制度基础、如何实现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如何打破现在仍然广泛存在的行政垄断和所有制歧视、怎样正确地进行市场监管等一系列问题。”吴敬琏说。
不过，吴敬琏认为贻害中国20年的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与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在其著作《变革中国》中的观点一样，他也认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制度的完善，最大的阻力和障碍在于“从经济到教育，从法律到政治，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都缺乏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
今年3月，吴敬琏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组织的一次论坛上曾表示，中央对是不是要有总体方案和路线图是有争议的。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但吴敬琏认为不够理想，因此“建议发动各界人士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好的观念、思路和方案”。
